科学层面的误读
1978 年当世界上首个试管婴儿呱呱坠地的时候，不明真相的人们一度认为这个孩子是从在试管和玻璃器皿中诞生的;而当越来越多的试管婴儿出生之后，又有诸多研究者认为试管婴儿出生的健康风险比普通生产的婴儿更高。虽然有研究数据显示，试管婴儿的确在各方面的健康风险比普通婴儿高，但这也不能排除不孕不育副作用，而中国的专家研究认为“世界范围的研究表明，试管婴儿其畸形的危险并不比正常分娩出生的婴儿畸形的危险性高”。
误读一：试管婴儿是在试管中全程培育的“怪物”
很多人对试管婴儿的第一印象是这种一种在试管中培养出来的婴儿，但实际并非如此。“试管婴儿”是一种技术，即“体外受精联合胚胎转移”技术。孕育婴儿的关键步骤——卵子与精子结合——在体外器皿里完成。由于早期体外受精实验经常使用试管，这项技术就有了这么个颇为科幻的俗称。受精完成、胚胎开始发育之后要被移植到母体子宫中继续生长直到出生。最初，爱德华兹与他的搭档斯特普托用激素刺激不育女性的卵巢，提取出处于合适发育阶段的卵子，成功进行体外受精，并使受精卵突破了1次分裂的局限，发育成8个细胞的早期胚胎。最初的尝试困难非常多，他们面临着缺乏卵子和资金支持的困境。许多渴望生孩子的不孕女性提供卵子供他们试验，其中一位叫做莱斯莉·布朗，她因为输卵管异常而不能自然受孕。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提取她的卵子，在培养液中与她丈夫约翰·布朗的精子结合，发育成8个细胞的胚胎，然后植回莱斯莉体内。所有这些努力在1978年7月25日23时47分诞下耀眼的成果：一个体重2700克的健康女婴，世界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不明真相的公众还以为，小布朗是从小盛在一个大玻璃杯里长大的。
误读二：试管婴儿先天性异常比率大于自然受孕婴儿
试管婴儿出生之后是否出现先天性异常或畸形等健康问题的比例就比普通婴儿大?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辅助生殖科技工作者。其实，澳大利亚、芬兰、英国在2001年和2002年对于试管婴儿先天性异常的报告中发现，利用试管婴儿技术出生的小孩，先天性的异常比率(或危险性)等于或略大于一般自然受孕生下的小孩。试管婴儿发生各类并发症、先天畸形及本身日后不育不孕等危险相对较大，然而英国《每日电讯报》今年7月19日报道，美国《小儿科》杂志最新刊登瑞典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发现，“试管婴儿”(IVF)早期罹患癌症的危险比正常儿童高42%。这些癌症包括：白血病、眼睛和神经系统肿瘤、实体肿瘤和6例朗格汉斯细胞性组织细胞增多症(LCH)。研究人员发现，即使排除良性肿瘤的可能，试管婴儿的癌症发病率也仍然高出 34%。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将矛头单纯地指向“试管婴儿”这项技术。研究人员表示，试管婴儿癌症发病率较高与(人工受精)IVF过程本身无关，而更可能时跟不孕妇女有关，确切说是与不育不孕本身或早产、出生体重低等出生并发症息息相关。也许我们可以理解，本身这些试管婴儿的母亲在生殖方面的疾病(即不孕副作用)就导致了婴儿在孕育和出生后更容易有健康风险，这并非技术层面的原因导致。并且研究人员还发现，与普通受孕婴儿相比，试管婴儿在3岁之后其癌症危险会呈下降趋势。
对于人们关心的试管婴儿的安全性和发育问题，中国试管婴儿技术奠基人张丽珠说：“早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经过追踪访问，发现试管婴儿的发育和自然受孕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而曾在中科院动物所从事人类及动物胚胎学研究和临床、现在美国从事试管研究、著有《迎接试管婴儿新时代》的王维华教授介绍，世界范围的研究表明，试管婴儿其畸形的危险并不比正常分娩出生的婴儿畸形的危险性高。
伦理层面的争议
从试管婴儿技术诞生之后近20年，该技术发展迅速，目前约有400万试管婴儿诞生并开始孕育下一代。同时与之相关的衍生技术也不断得到发展，例如用基因筛选方法获得更健康的不携带家族致癌基因的婴儿设计技术也在英国出现，包括中国在内，助孕母亲、赠卵成为一个敏感的伦理话题。但这些并非“试管婴儿”技术发明的初衷。对于中国严格禁止助孕母亲服务的法律法规，有着“中国试管婴儿奠基人”之称的张丽珠认为不应一刀切，应考虑到生育障碍患者渴望拥有下一代的心愿，从法律监管程序上予以分别对待。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势必应引起社会各界对其监管层面的修改和同步，而不仅是伦理上的指责。
争议一：“试管婴儿”技术旨在“设计婴儿”，避免有缺陷的婴儿降生
试管婴儿技术的初衷并非是通过胚胎筛选“设计”婴儿，达到有选择地决定胎儿的性别，肤色，携带致病基因等目的。胚胎筛选是从试管婴儿技术上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辅助生殖技术，它与试管婴儿的相同之处是，都是在试管中培育受精卵。当受精卵分裂到8个细胞时，医生将在所有受精卵中各抽取一个生长了3天的细胞进行基因测试，然后选取不含致癌基因的健康受精卵进行着床。英国媒体曾报道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的医生，为一名27岁的妇女(该不孕妇女有家族乳腺癌病史，并携带乳腺癌基因)进行胚胎筛选，在15个受精卵中找到2个不含有致癌基因的健康受精卵，再将之植入母体子宫。反对者认为，完全排除掉仅仅是有可能患上乳腺癌的胚胎，有违伦理道德标准。 也有反对者认为，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会让基因筛选在不久的将来愈演愈烈，最终变成从相貌、智力等方面对人类胚胎实现进行筛选，变成名副其实的设计出生的婴儿。但这绝非“试管婴儿”技术的主要目的，作为辅助生殖技术，试管婴儿旨在帮助那些不具备自然生殖能力的父母获得自己的孩子。而涉及婴儿却是帮助健康的具有生殖能力的父母获得优秀基因的人为设计的婴儿。该技术已经得到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管理局(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简称HFEA)颁发的牌照，可以为患者提供染色体检测筛选服务。
争议二：“试管婴儿”衍生出多胚胎之惑，技术规范有待修正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医学生殖中心的教授冯云认为：“目前中国试管婴儿在临床过程中，面临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多胚问题。”胚胎移植并不能保证种一个成一个，医生为了保证成功率，往往想多种几个，一下种五六个胚胎。因此在试管技术中，双胞胎，乃至多胞胎的现象十分普遍。张丽珠承认，试管婴儿中的多胞胎现象，就是因为胚胎移植过多造成的。“后来，卫生部专门为此出台了操作规范，明确要求，有试管婴儿需求的产妇，35岁以下的，第一次胚胎移植的，只允许移植2个。35岁以上或者不是第一次移植的，最多不能超过3个。”但即便是3个，现在也被认为过多。在这次大陆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研讨会上，有人再次提出，控制多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专家建议再次修正技术规范，希望把35岁的分水岭提高到38岁，甚至40 岁，坚决不希望3个胚胎的移植。”冯云说。
争议三：“试管婴儿”催生商业化助孕
1996年之前，国家对于助孕问题并没有特殊规定，张丽珠曾经做过6例助孕母亲试管婴儿，成功了5例。“助孕母亲是说患者卵巢有用，但是子宫没有用，需要借别人的子宫，1996年9月22日中国出现第一例助孕母亲生产下试管婴儿，此后不久助孕成为部分逐利者的商业契机，导致大量助孕灰色产业链产生，1997年，中国卫生部出台规定，严格禁止助孕母亲的试管生产。但中国试管婴儿奠基人张丽珠认为，这个“严禁助孕”的政策有一刀切的嫌疑：“助孕现在被禁止，是担心变成一种商业化行为。有钱人让穷人助孕，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应该限制并非没有道理。可是我们临床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个有需求的病人。我们过去所做的助孕，都是没有子宫的。这些人怎么办?不做的话，我们不光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还剥夺了和这个人结婚的男人做父亲的权利。最终家庭也没法稳定。所以我仍然不赞成不允许助孕。”她建议应该由医学伦理委员会充分讨论区别对待。
争议四：国家监管不力让“试管婴儿”与赠卵背负伦理重担
很多无法生育的妇女需要赠卵来进行试管婴儿手术，也就是所谓的“借卵生子”，也就需要卫生部批准许可的医疗机构从中作为中介来进行。由于卵源不足，导致有借卵需要的母亲登记排队，其中等待赠卵的最长达四五年之久。2006年之前，不少人通过找亲戚“借卵”等方式获得卵源。 2006年后，卫生部明令任何形式的商业化赠卵和供卵行为，“赠卵”只能限于做试管婴儿的女性剩余的卵子。因卵子来源被严格限定，赠卵试管婴儿手术耗时太长、程序复杂，繁忙的大医院也无法为此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济医院在1998年-2007年共做了282例赠卵治疗，但2008年仅做了5 例，2009年仅14例。这就催生了“卵子黑市”。由于缺乏监控，助孕中介为追求利益可能将某一个女性的数个卵子卖给多个家庭，这样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其后代可能出现兄妹、姐弟结婚的人伦问题。如果有得力的监控部门，并实行在线联网的方式公布试管婴儿的“遗传学父母”(美国允许试管婴儿在18岁之后有权获知自己的遗传学父母信息)，就可以避免这一现象，但很多国家包括中国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是空白，因此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严格管理和加快立法规范，显得尤其迫切。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委员会认为“对于现代医学来说，爱德华兹所做的贡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项新的科研成果如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也许并非科学家一方的责任，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而人们有必要认清这项重要的技术与其衍生术以及能与之同步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对这种“奇异的文明”投以更尊敬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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